温州双排针连接器浙江温州国道监控拍下惊恐一幕：两车路口猛烈相撞车辆瞬间解体|连接器|上海羊羽卓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温州国道监控拍下惊恐一幕：两车路口猛烈相撞车辆瞬间解体

路口一般都是交通事故多发的地方，尤其是在一些没有交通信号灯和无民警指挥的路口，更是要做到减速慢行、文明礼让，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可就是有些驾驶员在路口“争分夺秒”“麻痹大意”，不减速、不观察、不让行，最后却引发了事故，吃了大亏。

7月10日下午13时05分许，温州交管局一大队五中队值班民警接到警情，称在鹿城区山福镇330国道双潮潮埠大桥路口处发生两车相撞，造成人员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要求处理。

值班民警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在现场民警看到一辆悬挂浙C温州号牌的大型工程车和一辆悬挂浙C温州号牌的小型双排座厢式货车停在事故路口，小型双排座厢式货车已经解体分离，车头与货箱处连接的大梁断裂，车头和车尾断裂后撞在地面上。左侧车门被撞凹陷变形、挡风玻璃破碎、大灯破裂、保险杠断裂脱落，受损非常严重。而停在路口的另一辆肇事工程车右前大灯破裂、右前轮胎爆胎。

民警随后在现场迅速对受伤人员进行确认，就现场了解到，厢式小货车内的驾驶员的头部、背部因巨大撞击力受伤，另外坐在前排副驾驶位上的一名乘客也受伤，遂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民警接着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据现场工程车驾驶员杨某某告诉民警，自己驾驶的车辆是从丽水青田往温州方向行驶的，行驶到该事故路口时，右侧道路上一辆小货车突然冲出来右转准备同样也往温州方向行驶，自己虽然采取了紧急刹车措施进行避让，但还是避让不及，就直接撞上对方车辆了。

民警在现场随后的勘察中，发现小型厢式货车驶出来的支路口设置有“停”车让行标志、地上还设有停止线。同时民警也调取了该路口两个方位的监控视频还原了事故，监控画面显示，工程车驾驶员在行经路口时未做到减速行驶。而厢式小货车驾驶员驾驶车辆从支路口驶出时更未做到减速观察停车让行。同时从监控画面中看到，厢式小货车被撞的一瞬间，因为巨大的撞击力，车辆在原地呈360度调头，坐在副驾驶位上的乘客因未系安全带直接被从破裂的前挡风玻璃处飞出车外重重摔在地上。最后，考虑到事故造成人员受伤需要治疗，民警对该事故进行了立案受理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交警提醒：驾驶车辆上路行驶在路口转弯时，严格遵守“转弯让直行”的交通法规。一定要做到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路况，文明礼让，不要“抢时间、抢道路”，做到安全文明驾驶。路口只有遵守“一慢、二停、三观察”的原则，才能确保我们的安全。

来源：温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通讯员：崔华平

温州服装业：拥有“中国纽扣之都”，但现如今吸引人才成为难题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3期，原文标题《温州服装：辉煌过后如何转身》

温州服装以男装为主，尤以中高档西装见长，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积累下深厚的产业基础，配套体系十分发达。面对服装业不可逆转的转移趋势，强大、完整的产业链构成了温州服装应对竞争的信心来源。然而，产业基础并非坚不可摧，它的核心要素是人。比起订单外流、企业外迁，对产业工人和人才吸引力的丧失，才是最困扰温州服装的命题。

记者/张从志摄影/刘锋

庄吉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邦东在智能生产车间，该项目2015年上马，实现了服装生产全流程的自动化

从纽扣说起

从温州市区出发，走瓯江北岸的温丽高速，沿江溯流而上，一个小时左右便到永嘉县桥头镇——一个被称为“中国纽扣之都”的小镇，最多时占据了全国纽扣市场80%以上的份额。要理解温州服装，这里是必不可少的一站。

桥头镇坐落在河谷之中，四面环山，穿城而过的姑溪河两岸都是统一规划的工业园区，大大小小400多家纽扣厂，以及纽扣产业延伸出的拉链、树脂、机械设备厂星罗棋布，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塑料味，一下高速就飘入鼻中。

陈纪是桥头镇纽扣商会的会长，自己也经营着一家纽扣厂。他今年47岁，戴一副有框眼镜，穿黑色白点Polo衫，运动鞋，个子不高，皮肤黑黑的。1995年，他从杭州大学毕业后回到桥头，头几年在父亲创办的金融服务社里工作，后来遇上亚洲金融风暴，镇上储民疯狂挤兑，服务社被并入农村信用合作社。陈纪只好进了家里的纽扣厂。父亲在80年代做纽扣批发起家，创办了这家小工厂，陈纪接手后赶上服装业爆发式增长的年代，工厂规模不断扩大。

纽扣是个不起眼的小生意，便宜的几分钱一粒，贵的也不过几块钱，作为中国最大的纽扣生产基地，整个桥头纽扣的产值不过三四十亿。但早些年，桥头人中间流行一句话：做纽扣极为赚钱，却不是夸大其词——那时一粒纽扣的利润是成本的三四倍，而且全国各地的货车都在厂门口等着，不愁销路。鼎盛时期，桥头有1000多家纽扣企业，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做纽扣。

陈纪带我参观了他的纽扣厂，在一栋五层的建筑里，二层以上都是生产车间，到了午饭时间，车间里只有零星几个工人，大小纽机一字排开，顶上的漏斗状容器里放纽坯，地上的袋子里接满了刚加工好的、沾着碎屑的纽扣成品。工厂有100多名工人，一个人可以照管6台机器，每年生产近15亿粒纽扣，可分为树脂、电镀、金属、贝壳、果实等品类，如果再从规格、样式、颜色细分，加起来有数百种。这些纽扣样品在陈纪的会议室里摆了整整一面墙。

桥头是中国最大的纽扣生产基地，占据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

如今，桥头仍供应着全国一半以上的纽扣市场，每年有数百亿粒纽扣从桥头运往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服装工厂。女装厂里的纽扣千变万化，男装厂的纽扣种类则少得多。不过，男装对纽扣的需求并不小。通常来说，西装，尤其是双排扣西装使用的纽扣最多，有十几粒；衬衫次之，用七八粒；裤子只用一两粒。从这个层面看，纽扣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了服装业的晴雨表。有时候，陈纪通过订单的变化就能看出某家服装厂的生产近况，这被他当作客户的商业秘密，不能为外人道之。

在桥头镇东南约80多公里外的平阳县，吴邦东也是陈纪的客户。吴邦东是庄吉集团的CEO，温州有名的“老服装”。1996年，他从电器行业跨入服装业，与陈敏、郑元忠三人组建了庄吉集团，并出任总裁。此后庄吉历经沉浮，唯独他留守至今。2015年，庄吉破产重组后，吴邦东从股东变成职业经理人，也就是他自嘲的“打工仔”。今年55岁的吴邦东中等身材，面目慈和，身穿当季的新款亚麻西装，灰色西裤，内穿深蓝色衬衣，显得儒雅、精干。

庄吉主要生产中高档商务男装，用的纽扣价格相差很大，便宜的几毛钱一粒，贵的几十块一粒。贵的纽扣往往会被缝在从意大利、英国进口的高端面料上，得以出入各种正式场合；便宜的大概只能寄居国产面料，主人可能是某个初入职场的新人，狠下心来置办了人生第一套西装。

据温州市服装商会（以下称“服装商会”）的不完全统计，温州共有2700多家服装企业，其中1900多家服装制造企业，800多家商贸流通企业，男装占到了约70%，女装、童装占30%左右。温州服装形成了这样几个特点：以男装为主，又以精品西装见长；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分散在温州各个市县；几乎所有的服装厂都用桥头送来的纽扣。

从桥头到平阳县最快的交通方式是高速公路，如果不堵车，桥头的纽扣一个多小时就能进入吴邦东的服装厂。整个温州市被这些密集的高速公路网连接起来，这里的高速修建得比中国其他大部分地方都早，你甚至能看到双车道的设计，温州的出租车司机对高速公路总是不停地抱怨。在他们的印象里，好像每个月都有高速在翻修、封道，沿途那些破败、寒酸的老建筑也令他们不满意，料到它们会给初来乍到的外地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当然，最头疼的还是自己越来越难做的出租生意——他们已经察觉到，“先富起来”的温州在某些方面正在落后。

桥头纽扣商会会长陈纪在他自己经营的纽扣工厂内，纽扣主要依靠机器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服装厂较小

这两年，纽扣生意也不好做，陈纪奉行的理念是少亏为盈。市场不景气，下游服装厂对供应链不断压价，加上成本上升，纽扣的暴利时代早已成为历史。转移？转型？这些问题困扰着包括陈纪在内的很多企业主。他不久前刚去北京参加了一个会议，考虑到偶尔会有孩子、老人走失的现象，他和专家们还在琢磨怎么往纽扣里植入GPS定位功能，以图提高纽扣的附加值。

纽扣业的另一大变化是国外订单明显增多。陈纪以前接的主要是国内工厂的订单，但前两年，国外订单已经超越了国内，目前占到了约六成。纽扣体积小，容易运输，发货通常用快递，一个标准纸箱就能装下十几万粒，物流成本不算高。更主要的原因是，桥头的纽扣价格仍是最低的，东南亚、孟加拉的服装厂也愿意不远千里来采购。这种变化映射出的是中国服装产业的加速转移，温州服装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走还是留？

2006年，桥头纽扣行业发展正盛之时，陈纪就去了越南，他已经预料到日后成本不断上涨的趋势。但到越南一考察，他发现当地工人工资虽低，只有国内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工人素质普遍较低，管理成本很高。陈纪打消了出去建厂的念头。后来，又有朋友在埃塞俄比亚办了服装工业园，邀请他去设厂，他觉得太远，不想再折腾。年轻时，陈纪也和很多温州人一样，在生意场上四处出击，做金融，投地产，生猛果敢，但现在，他已经习惯了桥头的生活，纽扣厂赚不到大钱，他就把精力投到了商会里。

不过，纽扣生产以机器为主，不需要大量人工，相比陈纪来说，劳动力成本上升带给服装企业的焦虑感更加强烈。吴邦东告诉我，庄吉的工厂现有800多名工人，往年流动率在三成左右，要找一个工人保底工资在3500～4000元，普通学校毕业的本科生也不一定能拿到这个数字。而技术工人的工资更高，一名车工的工资七八千，已经超过了办公室里新招的硕士生。即便如此，招工难仍是常态，温州服装业依赖外来务工人员，但这几年到温州打工的人越来越少。嘉韩实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叶洁告诉我，如今产业工人的流动常常是以班组为单位的，哪个工厂出价高，整个班组就跳到哪里去，流动越频繁，说明市场上的劳动力越紧张。

除了劳动力价格上升，还有土地、环保、安全、税收等，服装厂的综合生产成本不断上涨。在这样的情况下，订单外流已不可逆转。地处永嘉县的东蒙集团主要业务是做ODM（原始设计制造商，即贴牌加工），工厂有2000多人，年产量约130万套（件）。服装商会会长、东蒙集团董事长池慧杰告诉我，订单外流其实很早就发生了，东蒙早年为英国知名品牌玛莎服饰加工西装，每年10万多件，但2008年前后，玛莎就把订单转移到了山东的工厂，到2014年又去了柬埔寨。

服装商会秘书长陈琦翔告诉我，外流的订单主要是外贸订单，而温州服装产值一共800多亿，主要还是面向国内市场，外贸出口约100亿，外贸订单外流对温州的冲击并不算大。尽管它的确加速了中小服装厂的淘汰，但温州服装人相信，中高档服装仍是温州的优势，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难以转移出去。温州企业虽然很早就注意到了东南亚、孟加拉，但这些年真正去办厂的并不多。

信心的来源是温州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2008年的时候，我们有个美国的客户转到了越南去生产，做了半年以后又回来。为什么？到越南去虽然加工费便宜了，但一个纽扣、一个颜色的线还要到中国来找，实际成本最后算下来没有便宜多少。”吴邦东说，“在温州不一样，只要你把面料订好了，风格定好了，其他的在温州都能解决。现在我在会议室里，打一个电话，所有的辅料供应商一个小时就都能站在这里和你对接，而且你能拿到全球最低价。”

更重要的是，中高档男装对生产工艺要求高，需要一批成熟的产业工人，还有相应的管理、技术人员。10年前，池慧杰就找过中西部省份的服装工厂合作，但效果并不好。“他们对产品的质量控制不过关，没有做高端服装的氛围，缺少熟练的工人。虽然你省了几块钱成本，但产品品质上不去，附加值就没有了。”池慧杰分析称，中西部省份的劳动力价格这些年也在不断上升，相比沿海地区已经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给的优惠政策大多只能持续几年，企业享受完了政策红利，又会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产业转移牵一发而动全身，不管是去东南亚还是中国的中西部，对服装企业都像是一场赌博。

庄吉的服饰样间，主要以中高档西装为主

男装的温州逻辑

温州有句话：“只有鸟飞不到的地方，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温州服装业从某种角度看就是温州人从外面带来的。上世纪80年代已有大量的温州人移民到了欧洲，他们回乡省亲带回的服装极大地冲击了本地乡民，国有服装厂无法生产出这些款式新潮、时尚靓丽的衣服，又恰逢民营经济在温州解冻，家庭式服装工厂很快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到90年代初，温州服装业有1万多家工厂，大多是小规模作坊式的生产加工，其产品通过“集贸市场”批发到内地销售，质量低下，价格低廉。在此背景下，包括庄吉、报喜鸟、森马在内的一批日后知名服装品牌纷纷成立，他们引进欧洲设备、请来意大利设计师，开始走品牌经营的道路。

温州品牌借助广告营销迅速走向全国，直到今天，人们对温州服装的记忆很大一部分仍来自周华健、任达华、梁家辉等港台男星代言的广告。敢想敢干的温州人甚至向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发去一份总价200万美元的协议草案，想找他做代言人，尽管去信石沉大海，却赚足了眼球。温州品牌起步并不算早，但温州人瞄准了中高档男装的路线，避开了国内杀得火热的中低端男装和正在涌入的国外高端男装，在市场的缝隙里成功占得位置。在21世纪初的头10年里，温州男装几乎是中国名牌男装的代名词——各大商城的三楼，一半的男装都是温州品牌。

但这些年，广告营销早已不再灵通，商业格局也发生巨大变化，温州男装的风头慢慢被邻近的泉州、杭州、宁波等地盖过。吴邦东介绍说，国内西装厂淡季和旺季非常明显，到了淡季，工厂要保住工人不能停产，会接一些国外品牌的单子来做。庄吉原来接的国外订单以批量生产为主，他们叫作大货。“比如英国的玛莎、法国的老佛爷都有产品是我们做的，但国内的西服厂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大的趋势是消费者对性价比的追求越来越高，玛莎如今在英国也很难生存，价位不断被压低，就只能找价更低的工厂去做。我们的工艺、工厂规模、人员配置决定了，只有接中高端的产品才能满足我们的生产成本。”

温州市服装商会秘书长陈琦翔

能接低端订单的中小厂正在加速关停，生产规模减小，订单继续外流，这样的恶性循环正蚕食着温州服装的产业基础。对温州男装而言，女装算是前车之鉴。2014年，叶洁创立了一个叫“D-harry”的中高端女装品牌，主打骑士复古风格。她向我介绍，男装的生产工序可以不断细分，设备制造厂家甚至会针对不同的工序专门开发机器设备，但女装的款式、版型复杂多变，尤其对她们这种做小众人群的品牌，单品的产量控制在一两千件，有些产品自己厂里没法生产，要找人代工，但往四周一看，能接单的工厂已经寥寥无几。叶洁说，这些年温州的女装品牌外迁了不少，搬到深圳、杭州后反而做大做强。

在男装里，西装的生产工艺最复杂的，有三四百道工序。吴邦东告诉我，好的西装讲究手感，既要柔软，又要有骨感，而决定性的因素是面料。行外人很少注意到，在中高档男装的产业价值链上，作为原料的面料反而占据了制高点，面料直接决定着西装的价格。在庄吉的门店里，3600元以上的西装基本采用进口面料，都会标明面料的品牌和产地，懂行的人出手一摸就知道是国产料还是进口料。

“其实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面料，用的羊毛主要都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做同样一段面料，意大利人花105天，国内只用45天。”吴邦东说，“羊毛是天然的纤维，具有弹性。意大利人从纺纱、织布到印染，每一道工序完成后都要自然晾干，面料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羊毛的自然弹力。而国内纺织工业追求速度和产量，中间环节被省却了，面料品质也打了折扣。”

在服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意大利、英国将服装加工转到发展中国家，但高档面料的研发、生产环节却被保留下来，国内中高档男装的面料很多都进口自意大利、英国，就如转移到东南亚的服装厂仍需从中国进口面辅料一样。

“做服装的有句老话：金纱、银布、垃圾衣。纱线放着可以随时织成布、制成衣，而一旦变成成衣，若销售不出去，就变成了库存。”池慧杰告诉我，服装款式很容易被人模仿，而自主研发的面料因为周期长、难度大、投入高，要模仿就很难。为此，东蒙集团很早就开始向产业上游延伸，布局面料研发。他们的做法是整合上下游资源，与印染、织布、纺纱厂一起合作，从面料的材质、样式等方面入手，自己设计开发，委托生产。目前，东蒙已经实现了80%的面料自己研发。

更深刻的变化来自消费市场。随着“80后”“90后”成为主流消费人群，男装加速朝着休闲化发展，借力网购，不断抢占男装市场。吴邦东告诉我，当初网购崛起之时，中高档男装企业都自信线上购物的方式在西装领域行不通，因为西装讲求合身，注重手感，要消费者亲身体验，但现实却是，西装在市场上的存在感不断降低——种种变化使西装企业不得不主动求变。

嘉韩实业副董事长兼品牌总监叶洁

转型隐忧

去年一年，服装商会办了58场活动，平均每周一场，有大型论坛、专业培训、沙龙、展会，还有各种规格的接访和考察。这些活动的主题很多都加了个“新”字，如新零售、新仓储、新物流……在商会办公室采访时，隔壁的会议室里正在举办一个量体师训练营，来自全国各地的量体师要参加为期6天的课程，学会如何使用专业的量体配套软件。温州服装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从业者都明白，他们需要找到新的突破点。

在平阳，我们参观了庄吉占地超万平的智能生产车间。2015年，庄吉耗资1.6亿元新建了这条智能生产线，2017年正式投产。它用数字化方式将所有的生产工序连接起来，一条流水线可以同时生产不同尺寸、款式、面料的西装。

消费者在手机上定制好自己的西装；工厂接单后，计算机打版；裁切机床自动裁剪；面料进入智能吊挂系统，每一块都有自己的编码，知道下一步该去哪个工位；工位上方的显示屏告诉工人来料的生产数据；楼下的仓库接货后迅速快递发货。从下单到收货，最快只需要5天，最长不过一周，工厂直接面对消费者，这种模式被称为“C2M”，这种个性化生产被称为“柔性生产”——在男装领域，以智能制造技术驱动的柔性生产正在快速改造传统工厂的生产模式。

就庄吉的智能生产线而言，生产效率提高了5倍以上，生产成本降低了25%，用工人数降低了20%。吴邦东还介绍，定制平台开发了不同的语言版本，可以24小时全球接单，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进入国外市场。而且定制西装价格比普通成衣最多贵15%，而以前的定制西装要贵出一倍的价钱。

定制是温州男装的发展方向，也是发挥温州服装产业优势的方式。陈琦翔说：“它可以把制造和服务结合起来，要用服务业的理念往消费端去延伸，提高产业链的价值。”不过温州中小企业居多，要打造智能生产线需要很高的资金和技术门槛，只有少数几家企业有这个实力。陈琦翔介绍，除了像庄吉、报喜鸟这样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还有其他的模式，发挥工艺特长，聚焦更高端领域，比如转型专门做手工定制，一年只做几百套，往奢侈品方向走。

但在内外重重挑战之下，留给温州男装的转型窗口期不会太长。正如池慧杰所说，温州服装的产业基础核心要素是人，要想突围，关键还是在人。温州的产业集群优势，本质上也体现在温州有一批从事服装业的人，不管你是需要车工、班组长、设计师，还是卖纽扣、拉链或者商标吊牌的，你都能从本地轻松找到。但随着中小企业的关停、外迁，产业基础被削弱，人的流失开始加快。

自动化生产技术虽然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节省劳动力，但生产线上的工人很难被取代，对生产工艺复杂的西装而言更是如此。以庄吉为例，尽管智能车间内的自动化、数字化程度已经做到了全球先进水平，但仍需300多名工人才能维持生产线的运转。在相对偏远的平阳，吴邦东还能找到当地工人弥补缺口，而工厂设在温州市区的叶洁近来愈发担忧，工厂里200多名工人都是外地人，四五十岁居多，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进厂，而热衷于去送快递、送外卖。等现在的这批工人年纪再大点开始返乡后，叶洁、吴邦东，以及整个温州的服装工厂势必面临更严重的用工危机。

除了产业工人，地处浙南的温州在吸引人才方面也渐渐丧失优势，一线、新一线城市对人才的虹吸作用让温州企业左右为难。尽管池慧杰把2000多人的服装厂留在温州，但在杭州另设了销售代理公司，叶洁则把市场和品牌部门搬去了上海。相比去东南亚或者中西部，温州服装企业在“反向转移”上的步伐更快，他们更急切地把研发、市场部门搬去上海、杭州、深圳等更发达的地区——因为只有在这些地方才更容易招到，并且留住他们所需的研发和市场人才。